有一档现象级综艺,彻底点燃了去年夏天。
豆瓣7.2开分,一路逆袭至8.8分收官。
没错,就是《乐队的夏天》。
上周六,第二季回归。
不同于第一季的低开高走,第二季开分直接冲到8.6。
看来,大家都等得太久了。
本季的乐队阵容,依旧亮眼。
老中青三代皆有,流派也很多元:后朋、民谣、摇滚、实验、二次元宅核等。
还有不少时隔多年重组的乐队,情怀值Max。
周迅、大张伟、张亚东、马东四位坐镇「超级大乐迷」。万万没想到,节目播出后,第一支出圈的乐队竟然是他们——但却一天内喜提三个热搜,凭一己之力完成了第一期节目的流量KPI。一手创造了整期节目的惊爆点:在没有事前告知的前提下,擅自更改演唱曲目。
当然,最精彩的还属演唱结束后的talking环节。自诩「农村拓哉」和「郭富县城」的主唱仁科,硬生生把《乐夏》说成了《脱口秀大会》。五条人因为不按套路出牌,票数低,成了第一支被淘汰的乐队。「我们活该被淘汰。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也是乐夏的损失。」
随性洒脱,打破束缚。「别人都在演戏,他们只做自己。」鱼叔今天想借一部纪录片,《海丰来的五条人》,来聊一聊这支充满沿海咸湿味和底层塑料味的广东乐队。(「条」,广东话里的量词,比如「条仔」「条女」。)在节目里,仁科回答马东:「有四条,但其余两人是属于话不多,人狠的那种。」除了仁科和茂涛之外,另两位成员是贝斯手牛河和鼓手长江。2001年,茂涛离开海丰去了广州。原因很简单,因为广州能买到更多的打口唱片。五条人有首叫作《海风》的歌,唱的就是他们离开海丰的心路历程:茂涛在广州组建了一支四人乐队,名字叫作「四条人」。没有收入来源,成员相继离开,最后只剩仁科和茂涛两人,但乐队的名字却被保留下来。茂涛坦言,五条人是从野路子过来的,那时大家都是在瞎玩瞎闹。五条人之所以选择用塑料袋做Logo,也是因为它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一种东西,且多出现于市井,正如他们的歌。2008年,仁科与茂涛整理了那几年写下的歌曲,回到家乡海丰办了一场演出。两个人,两把吉他,再加一把手风琴,就是他们的第一场正式演出。来听歌的都是海丰的街坊邻里。彼时的仁科和茂涛还完全不知道音乐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周云蓬的经纪人在台下听了他们的歌,当即决定要帮他们出唱片。大部分歌曲是用海丰方言福佬话演唱,讲述着当地的人和事——东门头倒港纸的阿叔,老势势的道山靓仔,治牙病的老施,海丰随处可见的中年男人阿炳耀……「你不一定会想到某个特定的人,但你总能找到一个人对应这首歌。」正是因为这张专辑,五条人被一些人称为「音乐中的侯孝贤」。沿海县城,雨后湿漉漉的巷弄,人们披着雨衣,骑着代步车匆匆驶过。《李阿伯》会让人想起《恋恋风尘》结尾,站在田埂相顾两无言的爷孙两。伊说啊:「人生倾像种荔枝耶,有雨也累,无雨又累。」《童年往事》就更好理解了,侯孝贤拍过一部同名电影。歌词中的抽水烟,吃云吞,扔铜钱,就好比电影中的摘芭乐,玩弹珠,打台球,记录下童年回忆中的吉光片羽。其实方言演唱,从来都不是刻意为之,只是根据一首歌故事发生和创作的情景,用上最适合的语言。比如《陈先生》这首歌,一共只有三句话,换了三种广东方言演唱,分别对应歌词写到的地点。用讲故事的方式去白描赤裸裸的现实,刻画边缘、底层的人物。而这种风格曾经也遭到质疑:不是破坏了民谣的诗意吗?「有时候你觉得诗意的东西,我觉得有点恶心;我觉得诗意的东西,你说这是什么鬼。」画家陈侗曾开玩笑说:「鲍勃·迪伦都拿诺贝尔文学奖了,2024年的鲁迅文学奖也该考虑五条人乐队了。」因为歌曲中大量的方言,五条人也被贴上了「乡土」「小众」等标签。但他们拒绝被标签绑架,不放弃尝试更多的音乐元素和语言。于是,2015年,五条人发行第三张专辑——转型之作《广东姑娘》。音乐元素也更加多样,在民谣的木吉他和手鼓之外,加入了电吉他和爵士鼓。也会在传统的戏曲唱腔中,融合朋克的节奏,布鲁斯的音阶。陆续推出三张专辑后,五条人乐队的演出变得密集起来,鲜有时间回到海丰。因为音乐,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又因为音乐,他们选择重新回到这里。2016年,五条人推出第四张专辑《梦幻丽莎发廊》,方言歌只占四分之一。去年又推出第五张专辑《故事会》,基本定下了现阶段乐队成员。长江和牛河两位成员加入乐队的原因都很硬核,也很符合五条人飘然无畏的作风。鼓手长江原本准备回家挖煤,结果煤挖不成了,就继续回来打鼓。五条人转型以来,四年连出三张专辑,到了创作力全盛期。在这个阶段,他们选择来到《乐夏》的舞台,绝非偶然。用仁科的话说就是:「为了名和利,同时为了更多人听到我们的歌。」若是没有这两样的支撑,那顶多只是一时谈资,不足以让人彻底爱上。如果把五条人定义为民谣乐队的话,他们是真正「坐在音乐上的人」。这是乐评人马世芳用来形容交工乐队的描述,鱼叔觉得放在五条人身上,同样合适。「民谣的重点,不在曲式风格。民谣的重点,是它必须直接从地里长出来。形容词和副词不是民谣,感叹词更不是。它们都不是地里长出来的。」
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走鬼的叫卖声,邻里的闲聊,自行车的铃声,风声与海潮声……他们在见过大千世界后,依然选择在故土把根扎得更深。有网友吐槽《乐夏》:「每支乐队脸上都写着我想红。」第一季播出时,参赛乐队和节目本身几乎是平视状态,互相成就。于是到了第二季,资本和流量的力量使节目的身位明显高出乐队一大截。这更凸显出五条人的特立独行:他们是真正来「玩音乐」的。他们的「混不吝」和「无所谓」,让他们得以真正平视这个节目,而无需仰望。乍一看,这和仁科所说的来参加节目的原因,似乎自相矛盾。
临场换歌、低票淘汰,怎么都不像是为了「名和利」能干出来的事。
但别忘了,那句话的后半句是:为了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歌。让更多人对五条人产生好奇,从而去听他们的歌,了解他们歌中的故事和理念。多年以前,仁科回答过关于「人生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他说:「意义这种东西,其实就跟自由一样,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想不想要。」媚俗也好,妥协也罢,「名和利」就明晃晃地摆在那了。再多「俗不可耐」的乐队,也比不上一个「土到掉渣」的五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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