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背锅和迷雾，“零号病人”们背后的故事

这段时间乖乖在家禁足，有人被逼成了美食博主，有人被逼成了网课主播。还有人因为不停刷网，被一些耸动刺激的消息，激起了全民大侦探的兴奋。

比如前几天，网上突然疯传某研究所一硕士毕业生是“零号病人”的传说，故事情节堪比好莱坞惊险悬疑大片。

不过这个听起来很精彩的故事，很快被辟谣了。

被谣言的当事人，并不在湖北，也根本没有感染病毒。而谣言的起源，不过是神乎其神的一顿空口爆料，没锤没图没出处，就传得满天飞。

各种信息冲击下，很多人有困惑和猜测，也是难免。不过八八觉得吧，对我们连一知半解都算不上的领域，还是谨慎一些，宁可承认自己不懂。

很多人可能只是从游戏或者好莱坞大片里学了几个名词，看了几篇大拽术语的自媒体文，就自以为病毒学家可以下判断了，这不是搞笑吗。

八八还是带大家来看一看，真实历史上的“零号病人”们吧。

有的从重重谜团到逐步清晰，有的被早早定论却只是背锅侠。关于零号病人的一切，从来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我是死神镰刀的分割线——

到底什么是零号病人，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新京报做了一个简短的科普视频，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他们官微观看。

（截图来自新京报制作视频，下同）

简单来说，找到零号病人并调查他得病的前后，能帮助搞清楚传染病因何而起，病毒是怎么传播到人身上的，从而设立预警机制和控制措施。

此外零号病人的血清，能帮助科学家开发疫苗、抑制或治愈这种传染病的药物。

在一些好莱坞大片中，为了戏剧效果，零号病人被当成了立竿见影的灵药。

比如25年前，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这部《恐怖地带》。

片中，先是60年代一支美军在非洲感染病毒，军医研制出对抗的血清，却不用来阻止疫情在非洲的蔓延，而是为了“国家安全”，当作生化武器备用，秘密藏了起来。

结果20多年后，病毒通过一只走私猴子传到美国本土。军方拿出血清，才发现病毒已经产生变异。

血清治不了病，疫情即将在48小时内席卷美国全境。

于是军方决定，直接炸掉已被疫情传染的美国小镇，以两千六百多名居民的性命为代价，挽救其他美国人。

病毒学家坚决反对，提醒他们打算牺牲的两千六百多个居民不是数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这简直就是《奇葩说》那集：“如果炸死贾玲能挽救一百人，你炸不炸”的扩大版本嘛。

最后电影靠找到“零号病人”解决了一切难题，也就是那只猴子。

（严格来说动物不是病人，只是说它在这部片里起的作用相当于零号病人哈）

有没有发现这部片的公式：发现惊天阴谋——找到被掩盖的秘密——难题就解开了，可以完美套用到这次冒出的传说上？

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已经好莱坞大片化，兴奋阈值也被提得很高，因此更愿意相信悬疑刺激式速食故事。

其实在真实防疫史上，零号病人们的故事并没有那么惊险刺激，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没有那么方便快捷。

八八前几天跟大家科普了关于欧洲黑死病的一些历史，人类在防疫史上的进步，真是极其缓慢而艰难：史上最魔性的防疫口罩，背后是宫廷秘史瓜和死亡阴影下的奢华。

14世纪，黑死病灭了欧洲三分之一人口；600年后的20世纪，人类终于发现了病菌，懂得了消毒，但在大型传染病来袭时，依然是战五渣。

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就是这样一场横扫全人类的恐怖疫情。

一边是人类对抗传染病的能力还能弱，另一边是已经发展起来了的现代交通方式，这场西班牙流感点亮全球，从极北的严寒之地到偏远的太平洋群岛，都未能幸免。

在疫情最高峰的两个月里，每天有高达30万人因流感死亡。

最终这场大流感杀死的人，比持续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还多。

前不久八八还在发誓以后要加强锻炼，提高免疫力，看了西班牙流感的历史后，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

病毒太狡猾了，真的。以为计划周详就可以逃脱魔爪，却早已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别的传染病专杀老弱病残，西班牙流感病毒的特点却是：谁免疫力强，谁死得快。

免疫力最强的，是年轻力壮的男性。而这一群人，也正是一战中的军人。

也就是说，他们在战场上死了一大波，侥幸没战死的，又因为流感病死一大波。那些年的死神镰刀，专割这一片最高最壮的韭菜。

西班牙流感前前后后来了三次，人类全无还手之力，靠着病毒自己毒性变弱，活下来的人也有了抗体，才挺过那次疫情。

虽然当时没能阻止病疫，后来还是得总结经验，追朔病源。因此，就要想办法找到这场西班牙流感的零号病人是谁。

人都死了，怎么找呢？学者的办法是：翻各国部队军医记录下来的病历。

根据这样的资料翻查，目前最被普遍接受的理论是：第一例西班牙流感病例发生在美国堪萨斯州，零号病人是一名叫吉特切尔的美军士兵。

吉特切尔是堪萨斯州芬斯顿训练营地的连队厨师，1918年3月4日早餐前，他因发烧怕冷、喉咙发炎等症状去看护士，被诊断为感冒，住进传染病房。

吉尔伯特就诊之后，军营中病情开始急剧增长。3天后发烧病人增加到500多人，3周后增长到了1100。

1918年3月开始，美军飘洋过海去欧洲战场增援。接着，欧洲各国军营也开始爆发流感，到那年4月，感染人数已经高达2000万，死亡人数2万。

可能有细心的童鞋已经注意到：按这个发源地来看，这场疫情应该叫美国流感，为什么叫西班牙流感呢？

因为这场流感爆发时还在战争时期，各国都以“不得影响士气”为由，对军营中发生的病情秘而不宣。

只有当时的中立国西班牙没有管制，可以报道病情；其他各国也都转载西班牙媒体的流感报道。

于是明明是发源自别国、全球都在发生的流感，新闻上却变成了西班牙独有的流感，这口大锅就这么扣到了西班牙头上。

对零号病人的追朔，也算还了西班牙一个清白。

零号病人是美国士兵巴特切尔的推论，始于美国学者约翰.巴里撰写的著作《大流感》。

这本书中还指出，巴特切尔病发前两个月，离他军营不远的哈斯克尔县也有过流感疫情。这个县是家禽家畜养殖地，因此很可能是动物身上的病毒传播，引发了这场人类史上最大传染病之一。

           

不过，也有其他学者提出与此不同的理论。他们认为早在1917年，法国意大利等军营就发生过小型传染病，疑似西班牙流感的前期症状。

更有学者翻查到一名英国军医1918年在《柳叶刀》上发表的文章，记述了此前一年，部分英国士兵在法国军营罹患呼吸困难疾病的情况。

去年，医学界还出过这样一则新闻：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进化生物学教授Worobey，辗转找到上面这篇《柳叶刀》文章作者军医的后人，奇迹般地拿到了军医保存的一战士兵人体组织切片！

这些切片的研究结果，能否推翻西班牙流感零号病人的理论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可能有人不解，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去调查这样久远的病例？其实防疫史上的点点滴滴进步，都来自像这样的大胆怀疑，小心求证。

寻找零号病人的真实过程，并没有好莱坞大片式的紧张刺激，更多来自朴实无华且枯燥的资料翻查，和长时间的试验结果。

——我是摘帽洗冤的分割线——

上面这则发现一战军医保存人体组织切片的消息，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是因为新闻中这位亚利桑那大学生物学家，曾经帮史上最著名的“零号病人”之一摘了帽，洗了冤。

上世纪八十年代，名叫吉坦.杜加斯（Gaetan Dugas）的一枚加拿大空少，被指为“艾滋病零号病人”，从此被美国媒体口诛笔伐数十年。

他的遭遇，也说明了一种大众心理：病毒学家寻找零号病人，是为了研究传染病的起源和防治措施；而面对突发疫情不知所措的很多人，却只想找一个可怪罪的对象。

有的媒体或记者，也会为了流量和眼球迎合这种群众心理，发布耸动的报道。于是大众感到了兴奋和安慰，可真相却变得越来越远。

美国史上第一篇披露艾滋病疫情的文章，是美国疾控中心于1981年发表的。

文中说洛杉矶有5名同性恋男子分别去三家医院求诊，医生发现他们患上症状相同的一种不知名疾病，其中两人已不幸死亡。

面对从未见过的疾病，一般人的第一反应都会是恐慌；而迷信“上帝惩罚说”的，会需要一个甩锅泄愤的对象，好化解心理压力。

不久后，这个对象出现了。有媒体抢先宣布：“所有人都在问艾滋病怎么治，我们发现了艾滋病是怎么来的”，下面贴出了杜加斯的照片、名字和身份职业。

《纽约邮报》打出头版头条标题：这个男人把艾滋带给了我们！

《时代》周刊刊登了专题报道：“零号病人令人目瞪口呆的故事”；《60分钟》推出“艾滋病零号病人”特别节目。

上述这些报道中的很多内容细节，引自美国知名记者兰迪.谢尔什撰写的书籍《乐队继续演奏》。

这本畅销书中绘声绘色地描述，杜加斯风流滥交，有数千名同性恋人。他不但将艾滋病带进了美国，而且发现自己得病后，带着报复社会的心理频繁滚床单，导致疫情扩大。

当时杜加斯已经去世，无法替自己辩白。“艾滋病零号病人”这口大锅，他一背就背了三十多年。

2016年，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生物学家Worobey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杜加斯终于沉冤得雪。

根据Worobey的调查，杜加斯这口锅背得不是一般的冤。

他找到了当年研究杜加斯案例的疾控中心专家，专家表示，他在文件中用代号代替病人姓名，比如洛杉矶的就分别写成LA1，LA2，等等。

他给杜加斯的代号是病人O，代表来自加州以外（outside of  californiia）。

后来，某医学杂志的一篇文章在引用他的研究分析时，将病人O误写成了病人0。

而兰迪.谢尔什在撰写那本关于艾滋病的书籍时，意识到这个病人0就是大众最想要的替罪羊，于是大做文章，添油加醋。

实际上，杜加斯并没有上千名同性恋人，也没有为报复社会滚床单。反倒是积极配合疾控中心的调查，帮助他们加快了对这种疾病和病情传播方式的了解。

Worobey对杜加斯最有力的“洗白”，是他用最新技术重新分析了杜加斯的血样，并与他同时期美国几个艾滋病人的血样进行对比。

对比证明，杜加斯的病毒序列与其他病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他染上艾滋病时，可推测美国已有数千名患者。因此他非但不是“把艾滋病带进美国”的零号病人，跟首发病例还离得挺远。

相比迎合大众心理的随口断案，科学界没有捷径，为寻找零号病人，只能是一个一个案例踏破铁鞋地查过去。

比如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爆发，生物学家们将几内亚一个两岁小男孩锁定为零号病人，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案例追查，直到确认所有病例的传播渠道，都能追朔到他身上。

对于医学界来说，寻找“零号病人"需要严肃认真严谨。对于只是好奇和凑热闹的人来说，却更多是带着猎奇、甚至猎巫的心理。

17年前，非典“零号病人”黄杏初，就曾因为各种谣言和不实报道深受困扰。

后来他决定勇敢站出来，面对媒体和大众，种种谣言也不攻自破。

当时《南风窗》表示：我们应该感谢和尊敬他，为医学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也给许多人直面病魔的信心。

人嘛，都有好奇心。但听个不明觉厉的名词就以为掌握了惊天秘密，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不懂。

这些天来，八八常想起电影《传染病》里的这句台词：”我宁可是我们小题大做，也不愿许多人因我们做得不够而丧失性命。“

假如未来某一天，我们又面临像今天这样的境遇，是否能吸取这一次的教训，不再重复错误？这比所谓零号病人的秘密，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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