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不容易看的剧集,却是近期最值得一看的华语剧:一名20岁的印尼籍外聘渔工,于某日夜间,前往雇主船长的住处。两人聊了一阵之后,他趁船长转身打电话的工夫,突然拿出事先准备的生鱼片刀,由后刺进船长的背部,又砍杀头部、颈部、胸部…致使船长当场死亡。船长妻子闻声从卧室出来,杀红了眼的凶徒,又将刀刺入女主人的胸膛…连杀两人之后,他突然听到卧室内传出两岁女孩的哭声,遂进入卧室,强行将女孩拖行至浴室,将其头部按压至水桶内,直至溺毙…行凶后,他并未逃走,很快被及时赶到的警方逮捕归案。有证人说,这个凶手平时干活就不行,被船长数落过几次,因此怀恨在心,行凶就是为了报复。而在更多民众看来,一个外国人,杀本地人全家,连两岁的小孩都不放过,太残忍了!千刀万剐,死不足惜!在刑事诉讼中,如果被告无力请律师,法庭会指派一名律师,为被告辩护,这就是公设辩护人。别人都劝他:早点判死刑,让逝者安息,辩护什么的,走个过场就行了。可佟宝驹和他的团队,经过仔细研究后,发现案件并不简单。比如,被告只会印尼方言,没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就连他的名字阿布杜尔,大家都读不准。但他居然已经通过了精神鉴定,被证明行凶时神志清醒,有行为能力…比如,此前法院找了一个翻译,但问题是,这名翻译是涉外劳工中介机构推荐的,和船公司来往密切,似乎与死者一方有利益勾连…再比如,被告连杀两人后,为什么还要将两岁女孩溺死,直接用刀不是更快吗?被告说,溺死女孩是怕她吵到邻居,可事后他并未逃走,这合理吗?佟宝驹还不知道,他们的这些合理怀疑,将一步步揭露隐秘的真相…导演唐福睿,也是原著小说的作者,曾是执业律师,后来跨行写影视小说,一炮而红。打开这部剧之前,我担心它复杂难懂,像片名中的“八尺门”,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说,这是台湾原住民阿美族人的聚集地。佟宝驹和死去的船长,都是阿美族人,祖祖辈辈靠捕鱼为业,而这对很多内地观众而言,非常陌生。还有,我们可能看港剧知道有菲佣,却不太知道,台湾有不少印尼籍的劳工,更对他们的生存状况缺乏认知…剧集还常常是国语、台语、阿美语、印尼方言交汇进行…但它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晦涩深奥,这可能是因为,边缘人群、弱势群体、底层老百姓的处境,在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这部剧借由一起海滨命案,牵扯出台湾社会体系,特别是司法系统的种种矛盾。朴素的道德观告诉我们,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死刑是对犯罪的震慑。但法律发展了这么多年,观念在更新迭代,目前已有七十多个国家宣布废除死刑。剧中提到,支持废死的最大理由,是因为无法完全排除误判。生命无法按下恢复键,死刑的特殊性在于,无法纠正错误。但反对的一方则觉得,所有的案件都可能误判,生命不能恢复,青春也无法回头啊,是不是有期徒刑也要废除?还有,被杀死的人怎么办,他们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了…废死联盟曾做过一个民意调查,台湾民众有85%的人支持死刑。但讽刺的是,也就是这个调查显示,70%的人对司法公平性缺乏信心,75%的人认为台湾法律只保障有权有势的人,80%的人认为,穷人比有钱人更容易被判死刑…民众全力支持的东西,可能随时反过来,将矛头对准自己。这本应该是司法系统每个环节都符合规范,每个人都尽了全力,却依然不可避免的失误。但剧中给我们呈现的,却是司法系统漏洞百出,误判随时可能发生,特别是当你无权又没钱的时候…佟宝驹怀疑,被告可能有自闭症,通常这类障碍的确认,需要两三周的时间,还要跟他周围的亲友会谈…彻底调查,得去印尼,法院根本不愿意掏这个钱,因为这么做会被纳税人骂:为什么不把钱花在更重要的地方?即,你知道怎样做才是正义,但正义的代价太高,最省事的做法就是放弃。而精神鉴定的主要依据,就是前文提到的,不靠谱翻译的转述。鉴定人员丝毫没有怀疑翻译的公正性,因为法律不要求他们去质疑。你会发现,有时候,一个独立的人能够判断和质疑的东西,当它被置于某个制度框架之下,就变成只需要跟程序走,无需质疑,甚至不容质疑。制度,限制了人的思考,同时也让人轻易地免责,以至于当它本身荒谬的时候,没人能指出来。而即使鉴定过程有争议,要申请重新鉴定,也非常困难。第二次鉴定,只有法官和检察官有权申请,这意味着,他们要承认第一次鉴定是错的,相当于打自己的脸,他们才不愿意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制度限制了权力,但如果缺少监管机制,制度就无法被顺利地执行。这部剧的观感并不轻松,很多时候,多方利益交织、牵扯,你会在这些矛盾里反复横跳…剧情也不会让人爽,伸张正义、争取公平,似乎始终遥不可及,主角没有光环,个体的力量那么微弱…原来,在一个出了问题的司法体系里,理想主义者会特别不舒服。越是有良知,越会觉得难受…身处其中,个体能进行的反抗,“不是拒绝合作,而是拒绝同化”,能做到这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原来,我们常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是我们最后的保障,让我们得到某种公平。但现实是,法律是权衡和妥协的产物,它常常不保护弱势群体。正如佟宝驹在法庭上控诉的:杀人当然不是无罪,但在台湾司法系统里,“死刑”却是运气问题。你得足够幸运,不是出生在底层,不是一个外来的受歧视的务工者,不用被迫忍受不公平的待遇…一起海滨命案,恰好碰上了法务部推行“废死”政策的关键期…政客们并不关心一个外来劳工,曾经经受了多少痛苦:他在海上被迫超时工作,被扣押护照,限制人身自由,他饮食不足,被暴力殴打,甚至随时丢掉性命…阿布杜尔有自闭症,行为刻板,他曾被船长强摁在水里憋气,船长对人说:2分钟,死不了。那天晚上,他听到船长女儿哭,就用同样的方式,让女孩收声。政客们也不关心,对他的审判是否合乎程序正义:他被另一种语言审判,找不到证人证明自己,身体有缺陷却没人愿意花一点时间去了解…政客们在意的是,要死的话,得死在合适的时机,能够激发民情舆论。为了宏大的目标,可以不在乎个体的死活,政治可以杀人…在死刑执行前,法务部已经拿到了新的证据:行凶时,他尚不满十八岁,不应该判死刑。之前采用的护照上的年龄,是他为了能早点出来打工虚报的。“不杀,就不能阻止继续杀。如果必须要杀,就要杀在最好的时刻。”死刑之后,民众很快获知,阿布杜尔的死是一场司法误判,“废死”的支持率立刻飙升…此外,它让我再次深深感受到,这些年,台剧已经甩开我们很远了。好的作品需要有良好的社会土壤,分明是因为,他们在很多社会议题上,比我们有更深更远的讨论,他们的编剧受到启发,才创造出这些生动而深刻的故事。因为关心教育问题,所以有《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因为在意法律的公正公平,所以有《我们与恶的距离》…它需要一个更开放包容的舆论环境,让不同的人群之间,能够充分深入的交流碰撞。当官的能说,环卫工人也能说,富豪能说,做小买卖的也能说…被欺负的底层老百姓,被歧视的同性群体,被性骚扰的女性们,不会被消音,不会被删帖…什么时候,当一个社会“什么都可以讨论”,也就不用在乎影视作品“敢不敢拍”了。为这部敢拍敢说的好作品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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