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黑暗而向光明。”
在李大钊的感召下，开滦煤矿数万名工人点亮头顶的矿灯，汇成了燎原的星星之火，场面震撼壮丽，成为电影《革命者》的高光时刻之一。
《革命者》上映一周以来，收获了如潮好评。影片运用先进的视听语言重现了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的壮阔生平，实现了艺术性、商业性和思想性的平衡，其中，独树一帜、诗意浪漫的影像风格也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想挑战一种全新的风格，把光线真正塑造成一个‘角色’，更大化地参与到场景和人物中。”《革命者》的摄影指导高伟喆这样解读。
《革命者》是高伟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片作品。他此前还曾担任《我和我的祖国》“前夜篇”以及《金刚川》“人桥”部分的摄影指导。同为电影新人，摄影指导高伟喆如何与导演徐展雄默契合作，共同成就了这部主旋律佳作？在本期《幕后》中，让我们跟随主持人蓝羽和摄影师高伟喆揭秘《革命者》的“光影”故事。“坚硬且浪漫”是高伟喆对《革命者》影像风格的总结，也符合影片故事和人物的基调。影片筹备阶段，高伟喆查阅了大量资料，寻找视觉参考。其中，意大利现实主义画家卡拉瓦乔和荷兰画家伦勃朗的风格让他眼前一亮。
在卡拉瓦乔的群像画作中，画面中的光线有很强的参与度，所有人物和空间都被光线重新塑造， “有一种人物在这一刻被光线定格在历史中的感觉。”伦勃朗则擅长在肖像画中用光线处理人物和空间的关系，“光线是为空间服务的。”在这两位巨匠的启发下，革命者“坚硬且浪漫”的基调也逐渐形成。
“坚硬体现在影像中就是大光比、大反差；浪漫就通过少量的高光，让高光弥漫开来。”高伟喆解读道，“要让光显现出来，需要借助很多中间的介质，比如风、雨、雪、雾、蒸汽、烟尘。在震撼的火车蒸汽场面中，蒸汽就提供了大量高光，带来了浪漫和诗意。”
为了风格的统一，高伟喆和调色团队还专门为《革命者》开发了一套“定制滤镜”，术语叫LUT（颜色查找表）。美术、服装、化妆等部门也与他们通力合作，调整了场景、道具和服装的颜色，“同一款衣服会准备四到五款不同的颜色的灰度...没有绝对的白墙，都是中灰、重灰的‘白墙’，美术和置景部门还在墙上增加了很多肌理效果，共同提升了影像的质感。”
对光线的塑造和运用，正是高伟喆在《革命者》摄影中的一大突破，“我们想挑战一种全新的风格，把光线真正塑造成一个‘角色’，更大化地参与到场景和人物中。”为了展现20世纪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革命图景，《革命者》中有不少波澜壮阔，震撼人心的大场面，这也对摄影和调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中，“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三·一八惨案”等几场大场面戏的拍摄过程让高伟喆记忆犹新。
“罢工戏”最大的难点在于“找铁路”。美术团队原本找到了一个荒废的矿区，既有铁路，又有空地，旁边还有一面20多米高的墙壁。这个环境让高伟喆突然奇想，提出可以把矿工的影子投在墙上，挥舞着镰刀、斧头，如画卷般展开中国革命的历史。
这个构想让团队兴奋不已，但因为场地过远，人员转场成本过高，险些作罢。最后多亏了美术指导霍廷霄，在横店机场附近的空地上从无到有搭出了铁轨、高墙，还1:1复原了当时的火车，才得以让高伟喆脑海中的画面“照进现实”。拍摄过程中，高伟喆设计出了一边是矿工的头灯，一边是火车的车灯，两股力量“化作”两束光线对决交锋的震撼效果，既具有视觉冲击，又符合主题表达。由于饰演工人的群众演员人数有限，高伟喆灵机一动，想出一招：把镜头变成固定机位，用红笔在监视器上把画面分成几份，指挥群演不断平移，省去了后期特效，光线还格外真实，“用真实的素材重叠到一个画面里，就形成了这种既真实又震撼的效果。”
如果说“罢工戏”的挑战是“静”的场地，那“三·一八惨案”的拍摄难点则在于“动”。一方面是空间的“动”，镜头从“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特写开始，从小巷摇到大巷子，再到主街，通过摄影机对空间的呈现，把观众一点点代入到事件中。
另一方面是视角的“动”，镜头并不完全围绕李大钊本人，而是会停留在街边的乞丐、门口喝茶的大爷、嗑瓜子的女性等等普通人身上，通过摄影机的运动，让他们与李大钊产生关联，生动描摹出了革命运动中的众生百态。
须臾即永恒。《革命者》的大场面令人心怀激荡，许多华彩瞬间也堪称“神来之笔”。比如，李大钊伫立在早春的玉兰树下，信手采下一朵夹在书中的段落就极具诗意，为不少观众津津乐道。
这棵玉兰树是高伟喆的意外发现，“在拍摄陈独秀出狱戏时，我突然发现有棵玉兰树，因为横店景区都是人工搭建的，这样的‘真生命’是很少的，我就把导演叫来，想在这个环境中拍一场戏。这就是当你在努力拍摄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上天的眷顾吧。”狱中的两场戏也可圈可点。张颂文主动提出，希望拍摄一段李大钊与“天堂的同志”握手的戏份，高伟喆想到，可以在房顶架一个大灯，让光束射在紧紧相握的手上，完成了这次动人的“精神传递”。
另一场监狱戏，高伟喆原计划只在墙上打一束光，但没想到当光线慢慢摇进来时，张颂文竟然即兴做了一个“和平鸽”的手势，影子投在墙上，画面绝美又寓意深远。这灵光乍现的神来一笔让高伟喆和导演徐展雄都不由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颂文老师把自己完全变成了李大钊先生，沉浸在情绪和情境之中，就有很多这样的神来之笔，大大提升了整个电影诗意感。”高伟喆说。这份全情投入也是高伟喆和整个《革命者》剧组的工作状态。虽然冬天酷寒拍摄条件艰苦，每天三四点天不亮就要起床开工，但高伟喆心中仍然满溢着创作者的幸福感，“终于可以由着自己在创作上尽情发挥，是很幸福的事。”高伟喆选择用“匠心”二字来形容《革命者》的团队精神，“没有人因为难就放弃，而是想尽各种方法解决，各司其职把最好的效果呈现在银幕上。《革命者》是作者性和工业化的结晶。”
1916年，27岁的李大钊曾在《青春》中写下：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如今，我们也欣喜地看到，《革命者》这样一部主旋律佳作背后正是一群如高伟喆这样的青年电影人。最后，谈及未来，高伟喆满怀憧憬地说：“我希望能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和安全区，参与制作一部可以留在电影史上的伟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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