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老妹儿看新闻,脑海里时常浮现四个大字:
“秋后问斩。”
自打入了秋,不少此前引起广泛关注的恶性案件,尘埃落定。
“拉姆案”一审宣判,被告人唐路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吴谢宇弑母案”宣判后,吴谢宇不服判决并提起上诉。律师表示,将在二审时申请对吴谢宇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同时积极联系吴谢宇母亲家属,希望获取家属谅解。10月14日,韩国最高法院对“N号房”主犯赵主彬进行终审判决。据悉,比起执行死刑时期,不执行死刑政策实施后,杀人犯增加了32%。而我国死刑数量属于不公开数据,但近些年一直坚持“保留死刑、严格控制”的原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0月8日表决通过“死刑问题”决议草案,中国、日本、印度在内的12国联合反对。中方表示死刑问题是属于一国主权范围内的立法和司法问题。我们不赞成将司法问题人权化,更不赞成炒作死刑透明度问题。表面上看,死刑问题,一直是朝着“无害化”“理想化”的方向宣传。但实际上,绝不只是永远把犯罪分子永远囚禁在牢狱之中那么简单。根据韩国2019年的数据统计,每多一名待执行的死刑犯,政府要花费240.9623万韩元,折合人民币1.43万。2015年还是221.4595万韩元,到了2019就多出了20万韩元。2019年,韩国监狱内有56名待执行的死刑犯,一共支出1.3493亿韩元(约合80万元人民币)。这80万元不仅包括吃喝医疗,甚至还有取暖费和医疗保险。而在死刑问题的不断炒作下,不少刑事案件,大多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流量洪流之中。但罪魁祸首陈世峰,早已在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后,得以隐形。《扫黑风暴》的原型孙小果案,一审被判处死刑后,二审维持原判。死刑未被核准后,改为死缓,最终又是有期徒刑20年。42年后,当他出狱时,还会有人记得那些被他毁于一旦的女孩吗?对死刑的关注,源于人性的朴素,和对恶性事件的审视。当杀母、杀妻、性侵,乃至普通行人命丧街头时,人们很难不去思考。还是他们所处的家庭、交际,共同施压,将人逼迫到极致?真相和公理,无论在什么年代,都是人类最基本的追求。不少杀人犯在杀人时毫不手软,但在庭审现场,却能够为求生路,百般狡辩。但当法律试图帮他“解脱”时,他就有了另一番说辞,认为量刑太重,自己命不该绝。涉嫌故意杀人、抢劫、绑架的劳荣枝,也在庭审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生欲。公诉人提出,当时在犯案时,劳荣枝曾经主动提及要烧掉受害人的家,故意纵火。“我觉得我在南昌常州帮了受害者,所以我认为我在温州也绑了受害者。”甚至连父母兄弟都不理解,为什么好好的亲人,忽然有一天拿起屠刀。在纪录片《我的儿子是死刑犯》里,提到了陈昱安的案件。陈昱安因为对父亲不满,狂砍父亲111刀,被判死刑。母亲对他畏惧至极,律师见他之时说他“看人的眼光是邪恶的。”在弑父前,他写下“杀人摘要”,记录电影《朋友》内的杀人手法。“刺中后,把刀旋转,时时刻刻要他感受刀子的存在”。在入狱6年之后,他用40条橡皮筋自缢,终结了自己的生命。有些人自始至终贪生怕死,他们后悔的不是做错了事,而是后悔自己不能活下去。都是犯下滔天罪案,看似丧心病狂,他们选择或许偶然,但绝非不可理解。真相被一步步掀开,普通人才能更加信任我们的法律和公理。我们自然要尊重“生而为人”,更不得不学会尊重死亡。当我们自欺欺人得越多,那些恶魔暴露出可怕的獠牙时,普通人才会愈发害怕。我们忧心的是善良者没有得到善良的回应,也畏惧恶毒者不能得到恶毒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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