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送外卖,85岁还房贷”:不敢退休的日本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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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来源:十点人物志(sdrenwu)
2021年12月,一位名叫成田悠辅的日本专家提出了个骇人听闻的建议。
他称,解决日本老龄化问题的唯一方法是——老年人集体切腹自尽。
这番惊世骇俗的言论于近期再度翻红,引发网友热议。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次,有些日本年轻人站在了成田悠辅这边,认为他说出了自己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我十分愿意除掉老害虫!”
“老人集体自杀?我超级同意!”
“希望老人们在大喊大叫的瞬间,心肺停止活动!”
靠着提议“老年人集体自杀”,成田悠辅在社交网站上俘获了近50万粉丝。堂而皇之地仇视老年群体,反倒收获了大量拥趸,这种荒唐现象,也折射出日本老龄化所带来的严峻危机。
众所周知,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日本总务省2022年统计,日本65岁以上人口数量达到3627万,占总人口的近30%。
日本迎来“超级老龄化社会”的同时,也催生了“银发经济”、“老后破产”的现象。
据统计,日本65-69岁人群中,50.3%的老人仍在工作。
被嫌弃的老人们,经历着退休后的艰难生活:白发苍苍的他们要去端盘子、开出租,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有些老人为了温饱,甚至不惜反复犯罪,下决心要去监狱养老。
他们当中,有人曾经年入百万,有车有房,是倡导超前消费的中产精英。如今他们有儿有女,手握退休金,却依然无法避免老后破产的命运。
老后破产,死在车站
“老后破产”一词,指年龄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长期受疾病等因素的困扰,无法负担昂贵的医药费,靠最低养老金度日的现象。
他们是日本战后出生的第一代人,曾经是日本经济崛起的中流砥柱,一辈子辛勤劳动,像煤矿一样燃烧了全部人生。
他们随着日本经济的颓势,变成了一块废弃的铁锈,共同沉入海底。
纪录片《事件之泪:流落至公交车站》展示了一位日本老人老后破产的凄凉下场。
2020年11月16日凌晨4点,64岁的女性流浪者大林三佐子,如往常一样打算在东京涩谷的幡谷原町公交车站蜷缩过夜,却被突然到来的年轻男子反复殴打,惨死街头。
临死前,大林身上只剩下8日元,折合人民币约4角钱。在她随身携带的腰包里,放着一部手机和一张驾照:手机没电没话费,已经停机,驾照早已过期,也无法使用。
大林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曝光后,很多人为她鸣不平。他们走上了街头,喊着“她就是我”的口号,赶到大林生前去过的公交车站,献上花束寄托哀思。
值得深思的是,大林三佐子生前并非不思进取的懒惰之人,很多人不理解,她究竟怎么走到了老后破产的地步。
纪录片《事件之泪》中,年轻时的大林女士,勤劳认真,对生活充满热情,曾在自我介绍中写道:“我喜欢蓝天、白云和红樱桃”。
她在27岁那年结婚, 跟随丈夫搬到东京。本以为人生会按部就班进行,她却做出了一个“失控”的决定。
结婚不到一年,大林因忍受不了丈夫的长期家暴,选择离婚,从此开始独居生活。离婚后,大林找过很多份临时工作。她发现,随着年龄增长,找工作变得越来越难。到了40岁以后,她只能在超市做食品促销员,收入勉强糊口。
2017年底,大林因拖欠房租,被赶出公寓,开始了漂泊无居的生活。她白天提着手提箱去上班,晚上就到网吧睡觉。那时,大林经常和同事说:“只是活着,就感到精疲力尽。”
可即便如此,她也没有对生活缴械投降,多次跟公司提出排班申请,期待能努力攒钱,回归正常生活。
然而,随着2020年初的疫情爆发,大林的工作量骤减,连过夜的网吧也关了,她只能拖着装满生活用品的行李箱,辗转在各个公交车站过夜。
大林的遭遇,是日本漂泊老人的极端缩影。他们租不起房,生活无法自理,住不起收费高昂的养老院,也挤不进老年社会福利院。
在另一部题材相似的纪录片《老人漂流社会》中,88岁的大井四郎行走不便,连续换了四家养老院,每次住满1个月免费期,就必须寻找下一家能接收他的地方。
离开养老院后,工作人员为大井先生找到了新住所。那是一家新建的民营福利机构,可以提供长期护理,但每个月需要14万日元的费用。
然而,大井先生每个月到手的养老金才6.5万日元(约人民币3300元),远远不够支付这笔费用。为了凑钱,他只能把房子抵押给政府,借此申请低保。最终,大井先生舍弃了多年的家,带着妻子的骨灰,结束了漂泊生活。
更多漂流的高龄老人们,或许等不到住进养老院的那天,就倒在街头。
这些老人们的艰难生活,引起了日本全社会的关注和思考。人们想要了解,为何年轻时心怀梦想、努力打拼的人,依然无法抵挡老后破产的命运?
2016年上映的日本纪录片《老后破产》,揭开了老后破产的真实现状。
老人们过着贫困潦倒的老年生活,很多人退休后依旧要出去打工,只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开销,甚至被称为“下流老人”(指过着中下阶层生活水准的老人)。
囊中羞涩的老人们,活得毫无尊严。为了省钱,有人一日三餐用泡面或鸡蛋拌饭凑合应付;家里一贫如洗,眼见着电器坏了,也没钱维修;如果碰上生病这类大事,他们只能听天由命,由于无力支付医药费,他们要么去药店买药,要么默默忍受痛苦。
在某视频网站《老后破产》的弹幕中,一些年轻网友对此质疑,误以为这些老人是好逸恶劳之徒:“早知如此,为何年轻时不多攒点钱”。
可真相是,在翻云覆雨的时代大浪面前,在加速老龄化的社会面前,老后破产成了一代人的命运,个人努力的作用显得微乎其微。
上世纪60年代末,日本战后经济蒸蒸日上,国民收入水涨船高。日本人在欧洲各大奢侈品店疯狂扫荡,又把本国地价炒到天价,最疯狂的时期,有人甚至喊出“卖掉东京,就能买下美国”的狂妄口号。
当时的普通工薪族生活滋润,他们自诩为中产阶级,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会有光明的未来。
然而,80年代末,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股票暴跌,房地产崩盘,无数中产家庭一夜之间负债几百万。日本进入漫长的经济滞胀期,公司大批裁员,社会生育率下跌,不少人收入骤降,甚至面临失业、破产。
这些人,大多是工薪阶层,经历过经济腾飞的时代,幻想过惬意的退休生活,却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被生活锤到谷底。
收入下降,物价飞涨,上一辈人高度长寿导致他们赡养老人的费用飞升,而下一辈子女啃老的压力,让他们的养老金捉襟见肘,不得不面临着老后破产的困境。
83岁的田代先生,年轻时曾经是银座一家啤酒公司的职员。40岁时,他辞职创业,借钱开了一家居酒屋。一开始生意不错,但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店铺最终破产倒闭。
晚年的田代先生,每个月领取着10万日元(约人民币5000元)的养老金,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一份百元店(约人民币5元)的凉面,田代先生得分为好几顿吃,这样“细水长流”才能够撑到养老金发放日。
69岁的河口先生,年轻时是东京一家大型运输公司的营销人员,年薪曾一度超过1000万日元(约人民币60万)。
如今,他每个月领取着14万日元的退休金(约人民币8500元),每个月的必要支出却高达14.7万日元,让他不得不找份工作补贴家用。
而曾经拥有标准中产生活的吉春先生,年轻时住在体面的公寓里。每到周末,他会开私家车带全家外出露营。那时的他,万万想不到,自己的晚年生活会是在殡仪馆送外卖。
曾经的城市中产们,如今为五斗米折弯了腰。他们在本应安享天年的年纪,活得小心翼翼,到头来只能哀叹一句,“儿女和养老金,为何没有一个靠得住?”
对于不少日本老人而言,养老金追赶不上飞涨的物价,想依靠儿女们生活,儿女却反过来“啃老”,多重压力夹击,是老人们陷入贫穷的直接原因。
纪录片《老后破产》中,67岁的吉春先生与妻子两人的退休金加上工资,每个月能有37万日元(约人民币22000元)的收入。可“上有老,下有小”的双重压力,榨干了他们丰厚的收入。
年迈的母亲患有阿兹海默症,离不开人的照护。而儿子的投奔,让吉春的退休金进一步被消耗干净。
几年前,儿媳意外去世,36岁的大儿子找不到稳定工作,带着两个孩子投奔吉春先生。一家六口生活在一起,母亲的护理费、儿子的生活费、孙子的护理费,每一笔都是支出。
他算了笔账,全家人每个月最少花费47万日元(约人民币29000元)。
除去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吉春每个月还需要支付房贷10万日元。在日本,有银行将房贷还款年龄放宽到最高85岁,这意味着,不少年过八十的老人,正在背负着高额贷款。
一家人入不敷出,目前靠吉春的存款勉强维持花销。但按这样的消耗速度,他的存款也只够支撑两年。
养儿非但不防老,反而啃老,这并非属于吉春的孤例,而是演变成一种时代现象。
《老后破产》书中曾提过:“老后破产不仅冲击65岁以上的老人,也进一步蔓延至工作人口。经济衰退、收入减少、物价上涨的危机纷至沓来,年轻人就业困难,中年失业的上班族难以再次进入职场。”
当老人的子女甚至是孙辈,找工作时屡屡碰壁,不少人转而回家啃老。
一方面,人到老年,家庭支出上涨,而另一方面,赖以生存的养老金在高昂物价面前,不断缩水。
日本的养老金构成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司与个人对半缴纳,另一类是个人自行缴纳。两者之间数额差距巨大,有公司缴纳的老人,每个月能领取约人民币7500元养老金,而个人缴纳能拿到的不到一半,只有人民币2900元。
这意味着,能维持老后体面生活的,只有公务员或被企业终生雇佣的员工。
年轻时的青山先生,忙着做生意,养老金交得少,目前每个月只能领取8万日元养老金(约人民币4000元)。退休前,他攒下来2000万日元用于养老(约人民币102万),本以为万事无忧,但现实并非如此。
母亲生活不能自理,青山先生为她请了日间上门护理服务,这项花销巨大,才5年时间,青山先生就已经花掉了400万日元。
为了减少存款的消耗,他和母亲把每餐伙食费控制在500日元以内(约30元人民币),节省过日子。
青山缺钱,想出去工作,可照顾年迈母亲的重担,阻挡着他外出的脚步。
实际上,如果不是被迫困在家里,大多数年老退休者们,会如吉春先生一样,选择外出打工,从而维持岌岌可危的老年生活。
退休后再就业,已经成了近年来日本社会的常态。所谓“退而不休,工作至死”,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日本的高龄就业人群也在不断扩大。
据日本总务省的统计,2021年,日本65岁以上的从业人员达到909万人,日本的老年人中,退休后仍坚持工作的,平均每4个人中就有1个。
老人们辗转在餐馆服务员、外卖配送员、出租车司机这些岗位上,努力维系着社会运转。
《纽约时报》曾报道过一位高龄老人的打工生活。73岁的大波先生,每天凌晨起床,要驾车1小时去农产品市场,把七八公斤重的蔬菜盒搬上货车,赶在天亮前,送往城市的各处餐馆。
长期搬运重物,让他的脊椎严重劳损。一天下来,大波先生疲惫不堪,却只能咬牙撑着:“只要条件允许,我就需要继续工作”。
大波先生,是无数退而不休的日本老人中的一员。年迈的老人们,无法承担高负荷的脑力或体力工作,公寓管理、安保、清洁等职业,便成了主流选择。
东京一家物业公司中,65岁以上的老人占据了员工的一半以上。这家公司对外开出230万日元(约人民币11.8万)年薪。这个薪资,对于日本的年轻人而言,不太有吸引力,但对老年人来说,却不失为一份好工作。
比起高龄工作的劳累,他们更烦恼的是,自己的身体究竟还能支撑多久。毕竟,等到腿脚不便,无法赚钱的那一天,情况只会更糟糕。
当一些老人无法继续工作时,为了生存,他们甚至会故意犯法,企图在监狱里养老。
进了监狱,虽然失去了自由和舒适,但不至于横尸街头,无人知晓。这些年,铤而走险去犯罪的老年人不断增多,每5例犯罪案件中,有1例就是高龄犯人所为。
眼见着老后破产把日本社会拖入泥沼,日本政府也多次使出“延迟退休”等计策,来应付老龄化社会的无奈。
上世纪70年代前,日本实行的是55岁退休制。后来,随着日本老龄化日益严重,日本的退休年龄被一再延迟。2006年,日本的退休年龄是65岁,到了2021年,日本人的退休年龄被延长至70岁。去年,日本媒体甚至喊出“人生百年时代”,呼吁老人们坚持工作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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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延迟退休的风气,并非日本独有。韩国政府曾为60岁以上老人举办了“银发招聘会”,帮助他们从事快递员、清洁工、销售人员等体力劳动。
面对后劲不足的养老金库存,延迟退休,成了许多老龄化国家无法避开的选择。这大概是每个正在或即将老龄化的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阵痛。
改编自日本民间传说的电影《楢山节考》,曾讲述这样一个残酷的故事:
古代的日本楢山地区,资源有限,当地人生活贫苦。为了生存,部落中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村中一旦有人活到70岁,就要被儿子背往深山抛下,任其自生自灭。
为了生存,如此现实,如此残酷。
老后破产的相关新闻下,也不断有网友感叹,“匮乏到了这种程度,令长寿成为了一种诅咒。”
当长寿成为对老人的诅咒,当退休意味着退而不休,被时代榨干后又抛弃的老人们,究竟该如何适应生存,或许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了。
参考文章:
那個NG 《老后破产:当长寿变成穷人的诅咒》
新周刊 《工作至死:789万日本老人还在打零工》
Vista看天下 《存了2000万,他怎么还是被“穷”击垮》
南风窗 《教授提议老人集体切腹,日本究竟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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